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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韩的教会学校处境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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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近代历史上,不少西方传教士踏上了东方的土地,在中日韩三个国家传播福音,建立教会学校。然而由于三国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命运,导致了这些教会学校面临着不同的处境与挑战,其中不少故事值得深思。

中国是近代三国中,最早接触到福音的,早在鸦片战争前,宣教士就在澳门建立了最早的教会学校。此后,各级教会学校在中华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宣扬福音,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教文卫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但是教会学校在中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中西文化的隔阂等等原因,教会学校的发展始终经历波折,且不说晚清教案,在五四运动后,中国兴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其中就包含收回教育权。

当时国内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教会学校受西方帝国主义控制,充当了奴化中国人的工具,消弭了国人的爱国热情。虽然这种指控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刘廷芳就研究指出,五卅惨案后,教会学校反帝热情并不低),但却影响了很多国人对教会学校的负面看法。

随着北伐的胜利,收回教育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除了圣约翰大学等极少数教会学校强烈抵制外,大多数学校都顺从国民政府的规定,向教育部门备案,让中国基督徒担任校长,不强制进行宗教课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教会学校与中国社会的张力。

随之到来的九一八事变,教会学校的广大师生表现了空前的爱国热忱,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做出了应有贡献。而在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段时间里,沦陷区的教会学校因着特殊的地位,有效地抵御日寇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成为当时的“文化孤岛”,持守着中华文化的本位。

由于教会学校以及广大师生在抗战中的表现,这些学校在社会不再被视为异类,而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日本基督教的发展是在明治维新后,1873年日本取消了德川幕府以来的禁教令,基督宗教得以在日本自由发展。福泽谕吉等等日本有识之士甚至认为基督教将是日本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明治时期,日本教会得到了发展,建立明治学院大学、西南学院大学等等教会学校。

可是,对外扩张,寻求生存空间一直是日本近代的根本国策。教会学校虽然在参拜神社等问题上与当局有冲突,但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教会学校中普遍出现了支持对外扩张的声音。像明治学院大学的井深梶之就极力支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而在二战期间,有些教会学校扮演了罪恶角色,他们号召学生入伍,为国家而战,甚至把战死等同于殉道。一些基督徒学生在蛊惑下,成为疯狂的刽子手,参与了对亚太各国的侵略。比如在神风特攻队当中就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带着《圣经》上了自杀飞机,踏上了这条不归路(参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

虽然在战后,教会学校中不少人对二战中支持军国主义,鼓动学生当炮灰的罪恶进行了忏悔,得到了周边国家以及一些日本民众的认可。但却激怒了不少右翼分子,甚至被认为是当代福音难以在日本取得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比中日两国,韩国接受福音最晚,但却最为深入。近代韩国的丙寅邪狱、东学党运动等等都是出于反基督的目的。可甲午战争后,韩国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而就在这一时期,韩国教会学校(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担负起了保护韩国文化,增强民族意识的目的。由于很多西方宣教士对韩国独立运动表示同情,加上奴役他们的日本不是基督教国家,以及韩国教会学校推动韩文、拒绝参拜日本神社等等运动,得到了不少韩国人的认可。此外,教会学校培养了安昌浩等等民族志士,为韩国从事反日救国运动贡献了巨大。

由于韩国教会在韩国近代史上独特的地位,因此这些韩国教会学校至今仍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认可,同时也是当代韩国福音大复兴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近代中日韩三国的教会学校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三条道路,而国家命运的差异,是其根本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虽然具有普世性,但在不同国家、民族间又呈现出民族性。因此,教会的发展都会面临普世价值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张力,如何更好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将是教会发展的关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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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佳、徐亦猛编:《近代东亚国际视阈下的基督教教育与文化认同》,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中日韩三国研究论文汇编,主要论述近代时期,三国教会学校的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三国学者从各自的视角,阐述了近代时期教会学校在各国的处境与挑战,对于了解东亚近代基督教教育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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