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中叶，一场空前的瘟疫降临欧洲大陆，这就是至今仍令西方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的鼠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根据史料记载：“1347年9月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一鼓作气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于是，黑死病在这些城市厉兵秣马、集中兵力，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到维也纳；在法国，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进攻英国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5月到巴塞尔、8月法兰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达汉堡、不来梅、但泽……黑死病的远征又转向北欧、转向东欧。”

黑死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巨大痛苦，而基督教会也遭到了严重打击。虽然教会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比如救治民众，建立隔离区以及埋葬尸体等等工作。但是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世纪，难以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不少神职人员付出了生命代价，给教务带来了巨大困扰。而黑死病所造成的冲击，在疫情结束后，深刻影响了教会的发展。

中世纪时，天主教会一统西欧大陆，是当时民众的精神权威，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教会的影响之下，教会的教条成为了大家必须遵守的准则。而黑死病爆发后，面对恐怖的疫情，人们开始对教会宣传的教条产生了怀疑。比如当时教会普遍存在盲信的特点，压制基督徒的理性。认为只要敬拜仁慈的上主，就可避免一切灾祸。但黑死病爆发后，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对于教会宣传的“神义论”产生了质疑。进而重新审视神人关系，认识到基督信仰并非趋利避害，而是同样会经历苦难，由此就打破了天主教的教条。此外，有些神学家认识到，面对疫情需要科学知识，从而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这些新的观念，让不少人思考信仰，导致中世纪天主教价值体系出现松动，而这是宗教改革的远因之一。

在黑死病中，不少神父、修士、修女不幸染病安息，这给民众带来了极大震动。在中世纪时，神职人员是神人关系之间的媒介，掌握了上主的奥秘，信徒只有向他们忏悔，请他们祷告，才可与主相通。在普通信徒看来，神长身上带有强烈的神秘性，具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可在疫情面前，神长如同大家一样，都染上了鼠疫，并且大量死亡。这让很多人看到，原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并没有因为是神职人员而幸免于难，主教、神父的光环由此黯淡下来。后来马丁路德等人提出信徒皆祭司，不必通过神长就可与主相通的观点，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不得不说是瘟疫后，天主教牧者神秘性消失的结果。

在黑死病中大量死亡的神职人员中，有不少是虔诚爱主，充满爱心的主教、神父。他们有的都是在救治、照顾病患中不幸染病的。但他们安息后，直接导致教会人才奇缺。为了保证教务的发展，天主教被迫放低准入门槛，造成了不少缺乏生命，利益熏心者充斥了神职人员队伍。而这样的后果就是，天主教会日益腐败，在真道上出现了偏差。这就引起了广大信徒对教会的不满，而一些有识之士更是发起各种改革运动，以归正教会的信仰。马丁路德就是一个典型，他之所以发动宗教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天主教教导存在问题，尤其是神职人员的腐败严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远因，不得不说就是黑死病所带来的后遗症。

我们在回顾宗教改革历史的时候，需要从大历史去看，尤其不能忽略社会环境因素。尽管中世纪后期天主教的争权夺利、腐败现象以及部分教导偏差等等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但是也要注意到，改教运动前一百七十多年的黑死病，给天主教会带来的冲击，以及社会的改变，是这场运动的重要远因。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